1949年，潜伏17年的红色特工，在行刑前4小时借口闹肚子，看守打了个哈欠：“早去早回。”没过多久，厕所墙角那块破木板不见了！
1949年4月11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发生了一桩让军统大佬毛人凤暴跳如雷的惊天越狱案。
被关押在重刑犯牢房里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的少将代理专员，名叫范纪曼。
在国民党同僚眼里，他是个精通日、俄、德三国语言，擅长画油画，并且资历极深的高级军官，甚至连后来的军统头子毛人凤都曾是他的下属。
不过，范纪曼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情报系统长达十七年的中共红色特工。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在上海疯狂搜捕地下党。
1949年3月中旬，由于地下党交通员沈寒涛不幸被捕变节，范纪曼的身份暴露，在办公室被特务逮捕。
在看守所的一个多月里，特务们对他施加了老虎凳、电刑、烙铁等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交代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网。
但范纪曼深知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谁也不信任谁，于是他利用自己少将的身份和对军统办案流程的了解，在审讯室里把桌子拍得震天响，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政敌栽赃陷害。
由于他态度极其强硬，加上特务手里确实没有直接的铁证，审讯一度陷入僵局，范纪曼硬是凭着超强的心理素质为自己拖延了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4月上旬，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隐传到上海郊区。蒋介石下达了“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死命令，毛人凤亲自在范纪曼的名字上画了红圈，行刑时间就定在4月11日的清晨。
4月10日晚上，看守给范纪曼送来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断头饭”。
换作普通死囚，此时早已瘫软在地，甚至哭天抢地。但范纪曼却显得异常平静，他当着看守的面，甩开腮帮子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不仅如此，他还和身边的难友以及看守谈笑风生。
4月11日凌晨四点半，距离行刑只剩下最后三个多小时。
看守所里一片寂静。守夜的值班看守徐班长此时困意正浓，靠在椅子上打着瞌睡。
就在这时，牢房里突然传来范纪曼痛苦的哼唧声。只见他捂着肚子，在地上蜷缩成一团，扯着嗓子大喊：“徐班长，我这肚皮疼得翻江倒海，实在憋不住了，得去一趟茅房！”
同牢房的难友也十分配合地帮着大喊，一时间牢房里乱成一片。
老徐被吵醒，心里别提多烦躁。他心想，反正这家伙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拉出去枪毙了，没必要在最后关头把人折腾得拉在裤子里。
老徐揉着眼睛站起身，走过去打开牢门。但他并没有按照规矩给这个重刑犯戴上脚镣，也没有叫上其他卫兵一起看押，只是不耐烦地朝厕所方向挥了挥手，随口说道：“去吧，早去早回！”
范纪曼一听，瞬间心领神会。在国民党即将土崩瓦解的末期，基层的看守早已没有了斗志，谁也不想在临死之人身上多费力气，甚至在潜意识里也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老徐这句貌似不耐烦的催促，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故意放水。
范纪曼捂着肚子，快步走进了看守所后院的厕所。
一进厕所，他立刻直起腰，眼神死死盯住了早就观察好的一处院墙。看守所的这面围墙并不是水泥砖石砌成的，而是竹篱笆夹杂着夯土，属于防御最薄弱的地方，而且上面并没有拉电网。
在厕所的墙角，堆着一些杂物，其中有一块犯人们平时用来垫脸盆的旧木板，约有两米多长，非常厚实。
范纪曼没有丝毫犹豫，咬着牙忍着酷刑留下的满身伤痛，扛起那块沉重的旧木板，将其斜斜地支在了厕所的竹篱笆墙壁上。
由于多日遭受严刑拷打，他的身体极其虚弱，双腿一直在发抖。当他第一脚踩上木板时，木板在湿滑的地面上猛地一偏，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这一摔动静不小，他的膝盖和脸部顿时擦破了皮，鲜血直流。
范纪曼顾不上剧痛，甚至不敢发出一声闷哼。他死死咬住嘴唇，迅速爬起来，重新将木板摆正，用脚踩实。这一次，他用尽全身力气，手脚并用顺着木板往上爬。
当双手终于攀到竹篱笆围墙的顶端时，他一咬牙，一个翻身，整个人直接从两米多高的墙头翻了过去，重重地跌落在了看守所外面的乱草丛中。
顾不上身上的伤痛，范纪曼在黑夜的掩护下，迅速爬起来，拼命朝远处的深巷跑去。
十几分钟后，徐班长在储藏室里拿了药瓶，磨蹭到厕所门口。他扯着嗓子喊了几声，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老徐走进去一看，粪坑边空无一人，只有一块靠在竹篱笆围墙上的破旧木板，在夜风中微微晃动。
清晨，当押解范纪曼去刑场的特务们推开牢门时，看到空荡荡的房间，所有人彻底傻了眼。
毛人凤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下令封锁全城进行大搜捕。
此时的范纪曼早已在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掩护下，躲进了好友的家中。任凭特务们如何搜查，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露面。
仅仅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49年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这座城市宣告解放。
范纪曼终于从黑暗的地下走到了阳光下，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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